八戒体育伴随着社群跨越，“出圈”迅速成为一种网络流行语，并逐步向学术概念靠拢。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，“出圈”研究重点集中于表层案例分析、文化收编与反收编以及粉丝参与合法化三方面。在研究过程中，学者们不自觉地将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相“分离”，从而使得研究呈现出“景观”特性。究其原因在于简单的案例描述、过度的西方理论框架依赖，以及对现实的理想化诉求。
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形成社会关系，结成一定的群体是人的本能。早期人们多因地缘、血缘、业缘结成关系，如今则以“趣缘”结成互动交往关系，最终凝聚共识形成“亚文化”。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，娱乐成为形成社群的主要方式，人们不再因简单的兴趣而聚集在一起八戒体育，而是共享着某个偶像，编织着共同的“信仰”，构建层级组织。这种力量不可忽视，产生于商业领域，而且有向社会其他领域扩散的现实和潜能。
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实与虚拟难以分开，伴随着虚拟圈子的形成，跨圈层交往既成现实也是必需，“出圈”便成为描述这种行为和现象的一个网络流行语，拥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规范。早期“出圈”多产生于娱乐圈内部。随着传播语境的不断扩大，“出圈”引起学者们的关注，成为其描绘社会现象、表达普遍意义、思考社会现象、进行社会交往、解释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概念。
作为一种社会现象，“出圈”火爆于娱乐圈，其次向外拓展，逐步演化为网络流行语。在成为社会现象的过程中，学术圈敏锐地抓住社会热点进行分析。既有的研究文献分析表明，“出圈”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停留在现象与案例的剖析、意识形态的“抵抗”与“收编”“出圈”合法化论证等层面。无论是研究起点、研究的理念还是研究目标创新均不高，与中国语境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、理论体系等相去甚远，其研究呈现较强的景观属性，研究者们与中国“社会分离并在景观中建立自己独立王国”[1]。具体而言，研究关注了“出圈”表象，使用了貌似深刻的“抵抗”与“收编”理论框架进行相应的分析，也提出了合法化的方式和路径。但在研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“分离”，忽视了理论研究背后的操纵和控制性力量，使得研究呈现出景观特性。
根据中国知网可视化数据，对关键文章进行精读，结果表明与“出圈”研究相关的案例有哔哩哔哩（B站）、综艺节目、《后浪》《乐队的夏天》《电视指南》《中国新说唱》、体育赛事、中国梦之声、浙江法制报、古装剧、无锡日报、练习生、爱奇艺、音乐节、微电影、李少红、湖南卫视等。这些案例与娱乐节目高度相关，成为学者的研究起点。
早期学者多通过现象案例对“出圈”进行分析研究，意在解释“出圈”的表层内涵，形塑早期大众对“出圈”观念的认知。因“出圈”一词主要运用于亚文化群体中，其中哔哩哔哩作为青年亚文化群体聚集地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如B站独具特色的跨年晚会、《后浪》视频等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，认为跨年晚会作为“网络文化事件”，实现“互动仪式下圈层突破”[2],内容以亚文化特性表达红色文化，“借集体召唤和符号互嵌，打破亚文化次元壁”。[3]五四青年节，何冰以他者身份，通过演讲实现不同年龄群体的“共情传播”[4]，突破“圈地自萌”[5]的局限。对于B站平台自身，主动与其他主流媒体进行合作，实现“媒体间的迁移与融合”[6]，2019年与新华网联合举办“2019最美的夜”，成为“媒体融合B站‘出圈’典范”[7]。
随着“出圈”的意义不断泛化，电视剧、短视频以及主流媒体的多样化创新特色，成为主要的研究范本。视频《醉成都》[8]、青春剧《冰糖雪梨》[9]、悬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[10]等相关案例分析，探寻其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受众喜好的同时实现行业解锁。通过内容的创新性、多元元素的结合，实现内容题材的突破。
对相关文献的次要关键词进行分析表明，相关词语主要落在背景以及文献的分析框架上，如媒体融合、传播效果、公信力、练习生、主流媒体、影响力、融合传播、亚文化、主流文化、二次元、圈层化、叙事逻辑、柯林斯、圈层文化、内容营销、深度合作等方面。
亚文化趣缘圈层有着自身特有的价值体系、审美及符号体系，与其他文化区隔明显，并与主流文化形成博弈。伯明翰学派指出青年亚文化是对主流文化和霸权的“抵抗”，但存在被“收编”的可能。“收编”包括两个方面：商业与意识形态的“收编”。当下中国的网络空间内，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：一是主体多元性使得亚文化在内容上向主流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靠近，实现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共生”[11]；二是媒体平台作为商业机构对亚文化具有决定性的“收编”力量，加速亚文化向主流文化迈进，实现“参与式文化的新范式”。因此对于亚文化“出圈”现象的分析，学者多关注两个方面，其一，二次元符号对主流媒体的抗日剧、经典影视剧的加工；如亚文化群体对抗日剧《亮剑》中的主人公进行二次元创作，实现“共情”[12]“争取社会价值认同”[13]；其二，亚文化群体主动打破文化边界实现意识形态融合，如视频创作加入中国风，“做出属于中国的二次元文化”[14]，形成“文化形式认同、文化规范认同、文化价值认同”[15]。
“出圈”现象研究中，粉丝群体的社会实践受到学者的关注。在对青年群体的分析中，人们认为早期“盲目”“无理性”“脑残粉”等标签化定位被改变，青年群体逐渐向理性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向发展。
粉丝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实践、建构相关议题，并且在社会重大事件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。他们呈现出一种“高生产率”“高凝聚力”与“高执行力”[16]，能实现社会各要素之间“有秩序、有规则、相互协同的自组织状态”[17]。学者以“帝吧出征”“饭圈女孩”[18]等事件为例，关注亚文化群体在积极维护自身“爱豆”（偶像）的同时借用群体文化特性，实现多样化文化实践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。2020年年初，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，亚文化群体自组织力量得到发挥，其高效应援能力，受到主流媒体的高度赞赏。学者认为群体的参与实践反映出亚文化群体爱国情怀，有利于社会的协同共治，进而实现粉丝群体的迅速“出圈”。
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，德波描述了景观如何规训人们。其中一个重要机制就是“分离”。通过分离，景观实现“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讲，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”[19]。在学术领域中，分离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将理论与现实隔开，或是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所需理论隔开，从而完成用西方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来解释中国的问题，进而形成解释循环，影响理论创新和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。
关键词分布表明，学者多关注B站平台、视频内容、电视剧等一些创新方式研究，认为其打破原有的平台逻辑、视频表达内容，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，但其实质是商业亚文化圈子的相互关注。学者们并没有结合时代八戒体育、语境进行一种系统的、多样化的传播探寻，缺乏学术化分析逻辑以及问题深度的思考。在“出圈”作为分析案例的初期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突破性，使得大众对“出圈”现象具有一定的认知。但学者千篇一律的案例分析，缺乏对“出圈”一词本身学术价值的探讨，造成表象背后实质性问题被遮盖，缺乏问题深度以及学术价值。
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圈层之间突破的关键，“抵抗”与“收编”成为思考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框架依赖。中国学者在对“出圈”现象进行分析时，仍旧以西方框架作为分析逻辑。认为“出圈”实现的是一种认同与对抗、多元与协作、开放与包容的多元格局。即其一是小众文化向大众化的迈进，其二为粉丝实践的多元化议题参与。亚文化从早期的“歧视”到当下的广受欢迎，是一种隐性亚文化向显性亚文化迈进的过程。中国有着特殊的人员环境、媒介生态，而简单依靠西方分析逻辑，将缺失具体的问题追踪，造成理论建构本身的失败，中国化、本土化理论与框架难以形成，系统化分析难以实现。
亚文化群体是一个需要深度观察的群体：亚文化圈层怎么结成、群体的内在动因、对社会以及传播生态的影响，都是值得考虑的话题。然而当下学者对“出圈”现象的研究浮于表面，且对“出圈”的亚文化群体高度赞赏。究其根本缘由在于学者对相关事件的表面把握，并对现象持有过度理想化的期待，缺乏对现实问题核心进行冷静地把握与思考。一方面将亚文化圈层的“出圈”看成一种理想化的常态，如《后浪》视频的出现，学者认为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双向结合，忽视其圈层内部高度同质化的思考逻辑。另一方面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思考中，认为亚文化的“出圈”是一种“参与式文化”新型范式的出现八戒体育，却忽视网络平台存在商业利益追求，群体或媒体在商业诱导下具有外部化、公开化的动机。
“出圈”的传播实践建构起学术研究的景观，其背后是学术研究受控于既有西化思维和思想观念，缺失本土化关注。在“出圈”等类似问题的研究上，作为一种传播实践，新的现象与问题需对既有的传播理论提出质疑，学者需深化研究视角，建构理论框架，结合实际实现具身化、本土化研究，以形成中国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。
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，内容是研究关注、分析以及实践的主体，然而随着媒介化时代的迅速到来，媒介对传播生态的重构需要高度注意。现象只是素材的来源，其如何发展、在社会重构中的功能以及作用、相应的发展模式才是传播研究的关键。因此，在针对“出圈”现象的研究中，不仅要分析内容，更应该思考其内在机制，并建构研究框架作为其他分析的基础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现象发现问题，也使得研究领域扩大、研究深度加深。青年亚文化群体凭借媒介赋权，广泛传播文化与相关意识形态，造成媒介平台中亚文化圈层广泛存在。针对“出圈”问题的探讨不应停留于现象分析的阶段，将其放在更大的视野中去思考，不仅应关注其行为，更应关注关系和结构，从而实现一种知识、理论以及逻辑框架的挖掘，使研究更加系统化、理论化。
“出圈”一词想要真正实现从流行语到学术关键概念的全面突破，则需要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全面分析，弄清楚学术的基本逻辑起点是什么、目的是什么。而这种分析逻辑的形成则需要框架理论的建构。亚文化群体圈层内部的形成逻辑以及“出圈”的内外动因都是值得探究的话题；其次处在中国社会生态背景中，应结合本土化特性，实现理论以及结构的创新发展。
对圈层现象的研究，虽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限，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手段分析问题，但仍旧侧重思辨性的探讨，造成“空泛缺失信度，参考价值值得怀疑和检验”。[20]因此要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，找出问题所在，将不同的“出圈”现象进行准确化定位，而不是将所有现象进行笼统归类，要分析“出圈”的内外因素，即群体内部“出圈”的动机、“出圈”的逻辑以及影响“出圈”的外在诱因八戒体育八戒体育。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化特性，应做好实证分析，探讨“出圈”现象的主动性与被动性。
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情感视角下圈层舆论引导机制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，项目编号：20AXW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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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胡沈明系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张俊亚系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
